而今，六旬又过六春的我，回首25年前，依然觉得是广播电视大学复活了我的社会生命，我的新生命是因读电大而改变的。
　　1982年，我从“最后一次政治运动”中走出来，就迎来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招生。有机会再读书了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——但再读电大，又多了一付重担：儿子升入初中，女儿读小学四年级，母亲高血压恼溢血需要照顾，妻子在郊区上班早出晚归……
　　我只有边读电大，边工作。那时我在杂志社当记者编辑，有半个月下乡采访，半个月回编辑部编稿，按课表安排，该上课时，保证我们的听课时间。下乡时，我先到县农机局报到，寻找新闻线索，农机站、拖拉机手、农机户、农机公司都有许多新闻可以采写。我不满足仅给《贵州农机》供稿，投稿给《中国农机化》《经济信息时报》《农村经济》《贵州日报》《贵阳晚报》，一年下来，各种报刊用我的稿件大约有300来篇。下乡时没有听到的课，我借来教学班买的中央电大的录音磁带，回家细细听，对照教材，慢慢品味其中的奥妙。
　　82元是读电大一学年的学费，月工资只有37元。为了省钱，我和另几位同学的作业本，是买来廉价的白打字纸，用铁笔在蜡纸上划出横格，在手推油印机上印成单张，由我装订，封皮是用旧的牛皮纸信封反过来用，往往一次印几十本，然后油印，分给多位同学。
　　在《贵州农机》杂志社工作，我下乡采访，带着电大课本，车上看，夜里读，住县政府招待所，有桌子时，做作业。读李景隆的《应用写作》，教学计划和教学班要求做4次作业。这本教材全书有52个练习题，我全都做了。贵州教育学院的叶教授是我们班的辅导教师，批改作业后，专门找我问话，“电大竟然有这样好学的学生”，他多次面对教育学院的学生这样说。
　　机缘与学缘相碰，我的生存曲线，出现了一个大的拐点：贵州广播电视大学1984年8月将我从省机械厅“因工作需要”调入，工作是专职编辑《贵州电大》学刊。这一年又是一半时间读书，一半时间工作。省电大学刊编辑部只有我一个人。教务处、文科部确定编辑方向后，组稿、采访、排版划版、封面插图设计、送印刷厂、二校三校、签付印、搬运刊物等都由我一人完成。
　　1985年，由于电大事业的发展，教师奇缺，我于是走上了电大广告写作的讲台。在教学中，我硬着头皮读广告、看广告、听广告之后，渐渐地受到广告魅力的吸引……991年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吸收我为委员，对广告教学和写作的兴趣和爱好，一发不可收拾了。1992年我的《现代广告词解》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；2001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任副主编的全国广告专业教材《广告文案》。1993年，贵州电大开办广告专业，虽然比厦门大学晚了10年，在贵州却是第一家。面对首届93名热情好学的学生，广告教学的需要，催生我写出多本广告著作……